故乡是我最向往的所在，它总在我的心中荡起一片温磬，我特别羡慕那些对自己的故乡无比骄傲的人，特别是那些对故乡有着悠久人文历史而骄傲的人。

    我没有这样的故乡，我甚至怀疑我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故乡，这话不是故弄玄虚，至少很长时间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在对故乡的这一心理层面上，我至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我对故乡的第一认同指向是我父亲的老家，那是我父亲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尽管那地方的气息让我感到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知道那地方是我家族的飞地，我也曾在心里尽量地向它靠拢，至少希望从心里认可它。那地方是一个乡行政所在地，地名叫湾水。这地方两面是海拔上千米的高山，其间是被挤得窄窄的清水江，从上游几十里的的重安江到湾水，实际上就是一条很深的大峡谷，站在高处远望，这大峡谷的两边的梯台上，一溜十几里，村落棋布，连绵一片。每当夕阳西下，炊烟袅袅，人世间的温磬与神秘，尽在其间，让人遐想无限。湾水是我们吴家十几代人的聚居地，也是我心目中的老家。但实际上我从小至今极少在那儿呆过，只是受父亲不时的叙说的感染，带着对祖宗的崇拜，便时时用好奇的眼光去捧读这一我并不认识的故乡，慢慢地用心灵去接近它，然后认可它，不知不觉中它就成了我的灵魂渴望靠拢的地方。实际上湾水只是个统称而已，真正的老家离湾水还有两里路，是一个叫做洪溪的村子。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经被改名为“红旗”，那是有一点谐音的原由才让一位梢有文化的造反派突发灵感而“创造”出来的。后来不知何故又复辟了，那可能也是一种叫做文化的力量所致吧，或许还有其他更深繁的原因，那就不得而知了。

       湾水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水弯弯。清水江从上游的重安江镇由西向东几乎笔直十几里一泻而下，其间有著名的十里滩。两岸峭壁千刃，山猴众多，常常抛石吼号，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一段时间不知猴儿们从哪儿撕了几张大字报拖到山崖上模仿张挂惹得路人捧复不禁，曾成为当时颇有时代性的一景。这清水江跳跳跃跃，十几里到了湾水突然拐了个弯就不见了踪影，因为湾水这地方四面高山，没有低洼豁口，很难想象这滔滔江水还有路可走，出人意料的是它恰恰在在湾水下游几里的地方一穿石壁而疾走了。曾有当地一位文人为此纂下一联：重安山重重上九宵云，湾水弯弯弯下十里滩。

      老家或者说是故乡对我来说是一种梦幻，有时也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记得我第一次到老家故乡大概是在我六岁，那是1961年大饿饭的时候，祖母因浮肿病去世，父母带着我匆匆从外地赶回，从县城乘车到重安江镇，然后沿着江边的古老的绎道顺流而下步行十五里 。那时年几小许多事情都还不懂，更不可能知道什么叫浮肿病，一直到十几年后我才知道浮肿病其实就是饿病，饿得人虚脱浮肿，然后死亡。我祖得的就是这病，为了留下一点吃的给家里的其他人，她情愿自己死。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是无法想象出那个年代的残酷的生活情景的。故乡跟我的第一接触，就给我烙下了沉重的记忆，以至于几十年后今天的我，面对故乡仍然是一幕拂不去的沉重。

     祖父家是一栋三间的木瓦房，木房因年代久远而梢微有点倾斜，但不是很明显。房子的东头有一个高高的水碾房，那是已经因水源枯竭而废弃多年的碾房，很难想象，当年那水流汩汩碾石碌碌是一翻什么景象。门口是一块稻田，但从古至今都不曾是祖父家的。在父亲这一辈中共三兄弟，父亲是排行老大，那时二叔三叔都已成家，但我们到老家时，只见到二婶却没见到三婶。后来才听父亲说三婶在半个月前跑了。三叔那时才十六岁，三婶小一岁，她是高坡上邻村的姑娘，因家中断粮，出来讨饭的，三个月前祖母身体还行，见这小姑娘可怜，就留了下来给三叔做媳妇，听说还宰了当时家里唯一的一只母兔请了这一族的人来喝“喜酒”，了却了祖母的一桩心事。但好景不长，才不过两月，家里的米缸见底，可怜的姑娘本来就是断粮人家出来的，她明白这日子是难以延续下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自己远走它乡要饭去了，临走前还把家里的水缸挑得满满的。祖母流了半天眼泪，然后叹口气说：“也好，这姑娘懂理，出去也可能是条活路…… ” 祖父身材魁晤，家境虽穷，但他却算得上村里的巧手，解放前以打铁为生，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还制造过仿汉阳造，后又同村里的其他人组成合作织布社，也是有名的织布高手。在这个村里，祖父算得上大半个文人，旧中国的时候这山村偏僻闭塞，谁家有点什么寻医问卦敬神祭祖等事都离不开祖父。尽管如此，但一生都没过个宽松的日子。听说有一段也曾经好了一些，只是命里该苦，好境不长。那是1948年，祖父将一生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即120元大洋买下了村东头的20亩水田，但不到一年，又被原来的卖家用120元金元券强行黩买回去，因为对方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有军伐背景。听父亲说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看见祖父掉眼泪。那时祖父没办法，只好买来香纸，到田坎上一边烧香一边诅咒，然后把地契烧掉。梢有历史知识的人可能都知道，大洋和后来金元券的比值是一比一千啊！尽管经此一番打击，祖父仍然很坚强，为了生活，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他几乎样样做尽，打铁、当雇工，以至于去算命当鬼师，凡是能换口饭吃的事他都去做，一直到解放。

    祖母的丧事办得非常的简单，但一切程序仍然按照我们苗家的规矩一步不拉地办。停丧期间，凡是服丧的都在头上披麻，姑亲们请来了几拨唢呐，号了几天几夜。及送上山后，仍然在堂屋摆好一桌席，给祖母留好位子、碗筷、她的位子下面还放好她生前穿过的一双鞋。一直这样过了十三天又把祖母的魂送回她的本家，及后才将她灵魂归位。这些事我当时都是懵懵懂懂地看在眼里，一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那其中到底包函着什么古训。我毕竟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重大的事情，一切都让我感到神秘莫测，并带有几分恐惧，特别是一到晚上跟着守灵的大人们挤在一起，听他们讲各种各样的鬼怪奇事，看着昏暗的烛火和豆油灯下的双重人影动作灵活地来回悠晃，真真地让我感觉好象真的就挤在鬼魂中间，让我头发直立。

     这 就是老家故乡与我的第一次接触，给我的第一印象。至于第二次接触，那就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想念毛泽东

      人作为个体都是有缺欠的，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由此便产生了共同体的想法。人们在社会中形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共同体是这一社会的基础。《经济学、哲学草稿》（1844年）

毛泽东时代我们是穷一些,但毛泽东时代之前我们更穷!

毛泽东时代作为个人的我很渺小也很穷,但我感觉自信和强大,那因为我是强大的整体中的一员!我是亿万人组成的整体之强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今天虽然我已不算穷了,或者可以说是富了.但我已经没有那种自信和强大的感觉,已经没有一个强大的整体作后盾的感觉。那个整体离我越来越远，我不得不形单影只、处心积虑地为自己的口粮、为自己难以满足的私欲、为自己的财富欲不择手段地瞎闯，极力逃避作为整体之一员的应尽责任。

“新华网太原６月１６日电（记者吕晓宇、武敌）据山西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１６日通报，目前，山西全省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深入进行中，截至１６日１６时，全省共检查小砖窑、小煤矿等３７０２处，解救被拐骗农民工３５１人（其中１４岁以下童工１６人，１４至１８岁未成年人６人），刑事拘留２５人，行政拘留２３人，其他治安处罚３４人。

    据统计，从６月１５日１７时至６月１６日１６时，全省公安部门共出动警力５６６２人次，出动警车１２９９辆次，检查小砖厂８４２处、小采矿厂７９处、小冶炼厂６３处，登记外来务工人员８３５２名，解救被拐骗农民工２０人（其中童工８人），立刑事案件１起，治安案件４起，刑事拘留１人，行政拘留７人，其他治安处罚２８人，救助安置１８人。”

以上的报道让我们感觉当地公安部门是多么的雷厉风行，措施到位，战果累累。接下来是皆大欢喜，论功行赏的时候了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在“5月27日，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的民警到曹生村排查非法民爆物品，突然发现一名披头散发、浑身污垢的男子，大夏天还穿着棉袄。经了解，这人竟是当地一黑砖窑的工人！民警怀疑该窑有虐待民工行为。当天下午，洪洞县公安局便采取行动，出动30多名警力包围黑砖窑，解救出31名工人。”的事迹，更应大书特书，成为2007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提名也不为过。

真诚地感谢他们拯救了我们命运悲惨的“民工”兄弟，真诚地感谢他们！

可回头一想，我们的民工兄弟得到了拯救，那谁来拯救我们的基层政府？！谁来拯救我们的基层党组织？！谁来拯救我们冷漠的人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此之多的黑窑，如此之多的黑恶霸，光天化日之下令人发指的罪恶，难到我们的基层政府是盲人政府吗？是假摆设吗？难道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党员都喝醉了吗？退一万步说，就算当地没了政府，没了党组织，就连一个能辩善恶是非的人都没有了么？我简直无法想象，也无法相信！无法相信我们当今的社会之人心对善恶之冷漠！

当年的鲁迅曾大声呼号“救救孩子”。今天的我们恐怕还要加上“救救我们的基层政府！救救我们的基层党组织！救救我们冷漠的人心！”。

人活在世上，恍恍忽忽就是一天，其实，看似平淡的每一天都应该是很珍贵的，只是你不去注意它的珍贵罢了。有什么理由还去自找不快乐，自寻烦恼呢？在这世上，在这世道上，别管、别看别人的咋看咋说，莫看别人的脸色，只管乐你自己的，或者只管埋头想你的心事吧！

    我的心事是什么呢？我现在的心事就是没有心事。这可能多少有点受老子哲学的影响吧。是嘛，人何苦去强求什么，去与别人计较什么？世界上没有放不下的事，只是一时间脑子拐不了弯而已。学会放下，你就一身轻松，无为无不为，无为自为为。每天抽一点时间练一会毛笔字，看看书，思考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大道理，日子美得很。这样或许人生的小烦恼就会少得多，哲学的、历史的、国际的、宇宙的……尽管这些都不能让人吃饱穿暖，但它可以让人的内心永远不会饥饿，大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味道。其实真实的情景也是如此，只是不入其景不知其乐罢了。当然，有时也会被现实的物欲所淹没而偶尔有些浮躁，那毕竟是一忽儿的事情，一回头就什么都没有了。

大郅居然低下了那“高贵”的头，把嘴巴揣到怀里，“有些”‘灰溜溜’的回来了，回到一地秽语不堪的原始飞地了。

我真为大郅“一声叹息”。回来干熊那？好马不吃回头草，没出息，太没出息，太没出息……找找费翔和几个人开一场《故乡的云》演唱会，解解愁吧。

小聪明、大糊涂，你的老师怎么就没教过你，你出身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强调母性关怀、幼子反哺的部落，离开了父母你是无法长大成人的。你以为你已经能够狂唱“力拔山兮气盖世”了？可笑，可笑。

不，可怜，可怜，真让人可怜，像猪八介一样把嘴巴揣到怀里去吧！不要让我为你的可怜掉眼泪……

可怜你的那一阵子装逼，让你的另外一个同道牛逼了！

得益于你的卑劣，反衬另一位的伟大！

呜呼哀哉，大郅！

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筹备，方圆百里之内勾足吴氏后裔大都聚到了一起，商量为吴勾足墓立碑之事，大家又兴奋又难过，兴奋的是大家作为湾水地区吴勾足的后人终于有机会聚在了一起；难过的是作为共同祖先的吴勾足墓竟然由于几百年来的战乱动荡，辈辈后人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给他立上一块像样的墓碑。值得庆幸的是我辈生逢盛世，国泰民安，族众终于有机会弥补几百年来们哽在心头的缺憾了。一时间闻者趋之若鹜，主动做功德捐资近千余户，大家都盼望一个良辰吉日的到来。

然而，好事总是多磨。正在大家翘首盼望好事速成之际，作为吴勾足后人一个历史上较有优越感的支系——湾水街上分支系，提出了异意：一开始他们意图把他们支系房族的祖宗取代第一世祖吴勾足，然而一经考证，尽管他们的这位祖宗这墓碑是在这一带较早的一枚，不过在立其碑的记载上仅是二十八户，这自然不攻自破，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后来他们又提出年代辈数不符，乡间辈份混乱，族谱未理清不宜先立祖碑。其实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处于地理中心而未能处于事件的中心”！历史上这个支系的确小有文化，也曾富过一阵子，他们的祖先对勾足吴姓的文化发展也曾作过巨大的贡献，历代的所有文化活动都是他们把“龙头”，目前他们都忙于生意，无遐顾及其他。不曾想这样的家族文化建设大事被四乡八寨的穷兄第们翻手成就，的确心有不甘。仅此而已而已……

尽管如此，经他们横插这一杠子，还是有一小部分、具体说来大概七八十户退了出去。这种事情，一个小家族也好，一个大家族也好，更大一点我们中华民族也好，出现这种事情总的来说是一种可悲可叹的事，门户之见往往会使一个民族的智商退化，苗族的历史如此，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这些都是路人皆知的大道理了，谁都再没有耐烦心去抖落它！

3月25日是一个众望所归的日子，欢快的芦笙队、锣鼓队以及从外地不辞辛苦鱼贯而来的车队一早就聚集在湾水镇的街上，然后随着阵阵的鞭炮声拥簇而上，穿过湾水大桥，前呼后涌，前往一个叫做“故左坡”的地方，山坡上人群黑压压的一大片，吹笙打鼓，披金戴银，歌声彼起此伏，好不热闹。在山上田间挖了十好几眼灶做饭，光安排的伙夫就一百好几十人。临近一个村子家家户户所有的碗筷全都搬到了山上，最后不够只好轮流吃流水席，一直近天黑，满山都是喝得茗丁大醉走路歪歪倒倒找不着路回家的人。

重安江下来几十里方圆，湾水一带，都是以吴姓为多。在当年还是人民公社的时候，曾经有外地的吴氏人客到这里来祭祖，作为后人大家相互间都不认识，但有一点大家都明白，都是吴姓的后人，缘此，大家都可无拘无束地在老坟地喝滚地酒。还有据说是兴义地区的、和关岭县、晴隆县等地的一些吴姓也曾经来寻根认祖，这些来人都说的有板有眼，历代清楚，这里是他们祖先的飞地，他们都能清楚地说出湾水镇对面一个叫“翁绕”的寨名。可惜的是由于历代的战乱，加上地理偏僻文化的落后，使得许多历史没有记载，许多典籍都已丢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碑刻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最典型的就是湾水镇曲江寨河边的吴氏记事碑被当年的民兵训练作为枪靶打坏，之后又在修水利时拿去作为水渠的垫脚踏板用了，现在已经很难找回，即使找回恐怕上面的碑刻已经面目全非，毫无价值了，悲哀啊。

湾水吴姓是从哪里迁移过来的？这一门吴姓是真正从江西迁过来的吗，与天柱远口的是同宗吗？或者我们是清朝的苗族改归过来的汉姓，本不是吴姓呢？现在谁都搞不清楚，至少目前还不知道怎么才能搞清楚，只有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根据凯里市志记载，黔东南的吴姓大致来源：“勾氏宗支系西氏宗族，越灭吴后，勾吴支系逐渐向西转移，宋时部分到达天柱远口地区。元代后陆续迁入境内，多沿用吴姓，系境内最早使用汉姓的苗族。元后至元年间，吴氏一支转辗剑河、榕江、三都、丹寨到舟溪黄金寨，分居甘超、岩头、虎场坡、平中、石猛、湾水洪溪、曲江、翁绕……”

作为我个人的观点，从当地的风俗习惯来考查，可以大致认为，湾水地区都是地道的苗族风俗习惯，特别是在丧礼上的典型的披麻习俗，给我的印像很深，比较来看，它应该是典型的苗族的风俗习惯。但也不一定，我到过一些有名的苗族聚居地，当地人也自称是地道的苗族，他们的生活已毫无苗族的痕迹，上下三代连一句苗话都不会说了，他们方方面面都已完全融入中原的汉文化，但他们依然坚守祖宗的根本，坚持自己的民族标识。我们也可以完全反推，湾水的吴姓也可能是完全的汉姓，为躲避历史上的某一场战祸而到此拓荒，融入当地的土著民族，繁衍成今天的局面。这些都只能是假说了，因此，如果没有什么有力的考据的话，任何结论都是不成立的。

但作为我个人的观点，根据我个人的考察，还是倾向于是苗族改汉姓而来。当然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也没有说服力。这只是一半的猜测，一半的推理，一切只有待将来的考证了。阿弥陀佛！

老远就看见许多人围在一栋老木房子前，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大都有关如何集资如何修墓的事情。我一到，就算会议正式开始了。先是房族长老、现时的村长给大家介绍修谱的方案、资金情况。按族人的要求，我先用摄像机把所有的人过一遍。

这些人大都来自方圆几十里各村寨的吴姓寨老的代表。他们衣着五花八门，有的还带着影影的泥痕或者被野刺挂过的跳絮，表情虔诚，认真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叙述一段段很少有人知晓的家族传说。不难看出他们的生活还很拮据，但都一致认为整理家谱很有必要，尽管他们捐出的一张张零钞满是汗迹。

最后他们肃穆地走到村头的一片墓地，在一块小石片前围了一圈。很显然，那块小石片就是湾水吴姓第一世祖《吴勾足》墓。始祖墓如此缪荒，其原由传说在湾水一带的乡间有很多版本。但主题都是因为战乱特别是因为历史上的苗民起义所造成的，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历史……

我把机子架好，每个寨老都到镜头前自我介绍，苗话夹杂着汉话，一一细数他们支系房族的世系传承，最后都归结到他们脚下那块小小的石片上。我一丝不漏地把他们全部都录了下来，一直到太阳偏西，我才带着欠意赶最后一班车回城……

天色冷冷，云层低低。一大早我就坐上了到乡下的第一班车。破烂的中巴颠颠簸簸，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湾水镇上。从镇上还要走好长一段路才到老家那个叫洪溪的村子。一下车我就肩挎摄像机，掖夹三角架沿着乡间大道快步而行。因为我还未下车父亲就已经打了两次电话来催了。走上一个山坳，坳上路边有一栋格局与其他当地民居大不同的房子，墙上有许多张贴物，参差不齐地写满了许多宣传标语，从计划生育到义务教育到参军光荣应有尽有。其中有两条写道”，“要致富，少生娃娃是条路。”“农村小康抓起来，城市的姑娘嫁过来”。显然那是乡政府的办公“楼”。阅读这种标语以及理解其含义和目的，我觉得我目前的智商已经大大的不够用了。

这地方两面是海拔上千米的高山，其间是被挤得窄窄的清水江，从上游几十里的的重安江到湾水镇，实际上就是一条很深的大峡谷，站在高处远望，这大峡谷的两边的梯台上，一溜十几里，村落棋布，连绵一片。每当夕阳西下，炊烟袅袅，人世间的温磬与神秘，尽在其间，让人遐想无限。湾水是我们吴家十几代人的聚居地，也是我心目中的老家。但实际上我从小至今极少在那儿呆过，只是受父亲不时的叙说的感染，带着对祖宗的崇拜，便时时用好奇的眼光去捧读这一我并不认识的故乡，慢慢地用心灵去接近它，然后认可它，不知不觉中它就成了我的灵魂渴望靠拢的地方。

实话实说，这个地方除了浓浓的人情之外，其他方方面面都极其糟糕。不敢说山穷水恶，至少是资源极其枯竭。地少人多，平均每人不过三分地，山势峻陡，开发过度，虽然依山而山却光光秃秃，燃料缺乏，村民们要到十几里外山那边去挑煤来烧茶煮饭。我永远都忘不了八十年代，有一次回老家也是出于好奇，跟着我三叔去挑煤。这地方往外走全是上坡路，当买了一挑煤往回走就全是下坡路了。我才挑了五十几斤，下那长长的坡回到家里，双腿发抖就像打摆子一样无法控制，丢下挑子的那一刻我几乎要倒下，那种感觉实在是无法用语言表达。这里傍水而水却极其贫乏，一条大河躺在那深深的峡谷里，洪流滚滚，浪花滔滔。住在半山上的村民们，只能在陡峻的山路上用两只桶艰难地往家里一挑一挑地挑水，浇灌着他们要求极低极低的生活希望。这种极度的贫困在这里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我为祖宗们能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生存、繁衍而感到骄傲，他们无疑在无意识之中给了我们一笔无价的遗产——那就是坚强、坚强、再坚强！同时我又为祖宗们被那历史上残酷的战乱逼到这样的生活境地而感到无比的伤心。

尽管如此，我却不能不留恋这里浓浓的风土人情。在这个地方，不论你走在乡野或者田间，不论你碰到什么人，不论是老是少，他们都会主动跟你热情地打招呼，尽管他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但总给人一种非常非常亲热的感觉，就像多年的老朋友老亲戚一样，那种乡间浓浓的人情味所酿就的温磬，让习惯了城市里以功利取人冷漠世态的我感到无比的惊讶，也无比的向往和陶醉。这里的生活资源的确贫乏，但这里的人情却无比的丰富。

父亲一早就打来电话，通知我准备一下，赶上午十点钟的中巴车上老家去，家乡的族群长老会决定明天正式开重修家谱、重修始祖墓大会，一定要准时参加，并提醒我把摄像机也要带上。昨天是周末，几个狐朋狗友在一起打麻将，很晚才散场，今天本想好好睡个懒觉，现在看来是睡不成了。只得懒懒的起来，拾掇拾掇，把在乡下有可能用到的东西都准备好。正在忙碌间电话又响了，我想可能是父亲又有什么不放心的事情要交代。我知道父亲的德性，什么事都喜欢搞得非常的仔细，事事都不放心。我都年几一大把了，还是把我当个半大的孩子看，一遇到这种情况常常把我的心情弄得很不安逸。

拿起电话，大出意外。原来是我们那破产了正在做最后清算的企业党委书记老聂打来的，说：“今天如果有空，下午四点钟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在办公室等你，是关于你个人的事情！”我一听，这事看来还挺严肃，赶紧答应：“行，到时候我来！”我感到纳闷，现在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来麻烦我?我一个下岗很长时间了的三线企业老职工，一个单纯而忠诚，视名誉如生命的老党员。也许这事来得太突然，不知道是祸是福，一时懵懂了半天才想起要和父亲去老家的事情。看来情况有变，暂时去不了啦，得赶紧打电话告诉父亲。父亲显然很不高兴，“老家的事情也不能耽误呀，这样吧，明天一早你自己赶早班车来，我今天先去！不能耽误啊，赶最早的一班！”父亲用十分强调的口气说。

说实话，老聂的这个电话的确让我有些不安。有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上透透风？干吗那么一脸严肃？回头一想，管它娘的，现在这种时候还能有什么大不了的熊事？不就是签个与企业脱离关系的合同么。这老聂也是，太他妈的故弄玄虚了，也太低估老子的心理承受能力了，老子不会为下岗失业去杀人放火或者去跳楼。老子坚强得很！老子坚强得很！老子坚强得很！

吃过早饭，我正要起程，突然电话又想了。又是老聂打来的，改叫我在家等他，不要去了。怪啦，萨达姆逃跑了？搞得这么神。我本想在电话中问一句是什么事，但一听他说话的那个严肃气氛，也就不好开口。不一会儿，老聂来了，笑眯眯的出现在门口。他那神态突然让我想起早些年单位涨工资时因为“名额有限”没给我长上工资，然后晚上党支部书记到我家里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情形。我已经非常熟悉甚至习惯这种有催眠功能的表情了，大凡这种表情一出现，都是会让人高兴不起来的。

“经过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破产清算组长同意，我们决定请你回来上班，加强企业清算小组的力量。”老聂不仅不慢地说着，意在让我尽快听明白他的话，“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这个决定是经过组织认真研究的，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有能力、有活力、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破产清算小组非常需要充实这样的力量。”

我才一听就懵了，我下岗那么多年了，有谁这么抬举我过？今天的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不要是做梦吧！我这人一生中很难得到别人的表扬，这一下子给我来了这么大堆高帽，头真是有点晕晕的，一下子没差点飘到屋梁上去。

我今天怎么变得这么伟大，我真搞不懂。管他的，先答应吧，老子今天缺饭吃。这些年来我看淡了，看透了，抓着一顿就吃一顿，有饭就吃饭，与那些能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何干！

我非常谦虚而委婉地答应了。

老聂要我明天立即就去上班，我却为难了，只得把实情告诉他，父亲大人正在乡下等着呢。“那好吧，两天后来上班。”

这一夜，我一直都没睡好，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我这人一生受骗太多，上的当太多，所以碰到什么事，总是习惯从上当思考起……

第二天一早，我就匆匆下乡了，本来是白云蓝天一样的好心情，全被这一挡子横插过来的好事情给搅翻了。在目下看来的确是天大的好事，开始想起来似乎很简单，越想就越复杂了。开始想起来似乎很清楚，越想就越不清楚了。开始看起来似乎很清晰，越看就越不清晰了……

                   2005-11-29

贵州凯里鸭塘镇中坝乡二组村民吴某，其妻八年前因患肺结核病去逝。吴某念其生前夫妻恩爱，思念难舍，遂在其坟茔上搭棚伴眠，历经八载。白天照常生产劳动，晚饭后则独自上山守坟，还常于夜半痛哭哀嚎，声惊四野。直至今年初，因三个孩子全下广东打工，才被劝说回家守屋。

奥运福娃的产生，的确让亿万民众费尽心血，它所蕴涵的中华文化传统也能让人首肯。遗憾的是，其绘画语言怎么看都像日本动画阿童木的翻版，五个福娃，咋看上去，就像戴了不同帽子的五个阿童木！太让人失望！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中国，吃、喝、拉、撒、玩，都摆不脱日本的影子！！！

我们的传统福娃，白白胖胖，其绘画语言大方福态，方方正正，为什么不用，不发扬。我就搞不懂，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自信？！

真话、假话、废话

（一）

人活在世上，是要说话的。大凡有水平的人，都能出口成章，连篇牍累，滔滔不绝，气吞山河；或者思维严谨，逻辑慎密，翻云覆雨，滴水不漏。但在平常老百姓看来，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的是真话？假话？或者是废话！

没有人敢断言一辈子全说真话，也没有人敢断言一辈子不说假话，也没有人 敢断言一辈子不说废话。关键是什么人能说，什么人不能说。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

说真话，不光要有水平，而且还有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者相当大的代价。故此，有人一生很难说上几句真话，甚至从不说一句真话。因为从当今流行的思维嗜好来看，说话也是一种投资行为，也体现一种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没有人愿去做亏本的买卖，说真话好比大投入小产出甚至亏大本。按当今的教育水平，人们的智商已经很高，只有拿铜当金卖的，哪有拿黄金当铜卖的？这种事谁敢去做谁愿意去做？再傻也不会傻到这个份上！并且，不说真话在中国已经源远流长，“王顾左右而言他”此典故的出处就是见证。说不说真话，什么时候说真话，有时甚至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水平、在某些重要方面是否成熟，能不能担当大任的根据。君不见，历史上有许多人就是为一句不识时务的真话弄得一踏胡涂，重则人头落地，轻也身败名裂。因此，对说真话火候的把握，不是一般人普通人能够掌握得了的。那是谋略与智慧的最高见证和最高境界！

正因为此，从古到今，敢说真话的都是属于最勇敢的那一类人，他们随时准备有可能的身败名裂甚至人头落地，凡夫俗子何能有此大勇？也正因为此，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时时处处都说真话，那也太苛刻，太不近人情！我们也应该体谅其暂时不敢说真话的苦衷，不管他躲躲闪闪，“王顾左右”也好，只要他最终能在合适的时候说出一句真话，我们都应该捧他为英雄，向他致敬。比入某贤达人等，只有退了休，才敢说真话，让我们教育界的内行外行们一片哗然，此举也不能不列入大勇之列。延惰了那么多时间才把真话终于吐出来，只是想降低一点说真话的成本。怪谁？只怪我们还处于一个高成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经济学家不都是研究如何降低交易成本的专家么？真切地希望他们也努力一点儿，分出一小点儿小时间来关注关注这个课题，降低一点儿说真话的成本。也许，一不小心从这之间蹦出个诺贝尔奖也未必不可。

（二）

说真话属于大勇，说假话有时恐怕就属于大盗了。此话有太过之嫌，但细细想来，也沾少许道理。大凡说假话都有满天过海，强奸人意，暗藏玄机，杀人越货之嫌。当年的德国不是有个欺世的大恶人说：假话连说三遍就会变成真理么？

话虽这么说，果真偶有人说那么一两句假话或者做一两则假广告，无非是想兜售点儿假药，卖一点儿假货，赚一点儿不义之财，终归会害人害己！自有公法绳之。还有，普通老百姓也偶然说一两句假话，无非也是偶遇急难之处，想躲避难以招架的风头，回避难以应对的尴尬而已。

但对位高权重者，口出假话，那就非同小可了，山顶放屁响得远。况且，高者，非圣即贤，哪能口没遮拦，指鹿为马？比如我们的医疗卫生改革如何，老百姓天天都有切肤的感受，心里都有杆称天天称着，大家都心知肚明，有关的权威研究报告也“英雄所见略同”。然而，竟然有位高者“一叶障目”，昧着良心喝倒彩，厚着脸皮唱反调，颠倒黑白，官本位作怪，忽视民间疾苦，如此“改革”下去如何得了？按草民们快人快语的德行，定然怒斥其冒天下之大不违，苟图私利，欺世盗名，强奸民意。

当然，作为当事者，承认不成功、承认失败是非常痛苦的，那种痛苦也不是旁人能体会得了的。但你老人家的幸福也不能建立在草民大众的痛苦之上呀！依我看，恐怕此乃2005年度天下第一大假话，我们当年的打假英雄都哪里去了？我们亲爱的消协到哪里去了？站出来呀，这种假也应该打呀，赶快打呀。说不准一不小心，你就会成为2005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

（三）

除了真话、假话，还有人喜欢说真不真、假不假的废话。相比之下，说废话不会像说真话那样需要大无畏的勇敢，也不像说假话那样需要特别厚的脸皮，而隔靴挠养是其真境界。但说废话也很需要水平，甚至需要很高的专业知识，要说得让外行人听起来似乎是科技前沿的高精尖道理，是二进制而不是十进制，常人所惯用的小九九是套不上去的。要说得让内行人也敷衍过得去，尽管逻辑套逻辑，概念换概念，数据叠数据，那也只可能是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而已，小有偏差，微有瑕疵，无伤大雅，天下谁人无过？再者，只要不负直接责任，或者可以以此推脱责任，谁会去那么认真？多栽花少栽刺，是为人之道也是为官之道，今天解决不了的问题，明天还可以解决。着什么急？共产主义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现的。

若是平民百姓，说两句废话，无非是排遣一点儿无聊，打发一点儿时间，或者是幽上一默，逗个讪笑，轻松一回而已，无害也无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换着是当点儿官的，公开标榜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废话说多了，是要挨老百姓骂的。纳税人掏钱喂得你肥肥壮壮的，是指望你踏踏实实干点儿实事，不是让你站在高处废话连篇，走台作秀。人家老太太因为煤气点不着火，饭煮不熟找到你，你却在那里搬弄一大堆数据来振振有辞地敷衍一通，证明一通，又是数据叠数据，概念换概念，逻辑套逻辑。有没有道理？当然有，并且还可能够得上作为进阶戴冠的博士论文。可老太太要的是“一点就着”！你说急不急。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也因此，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之初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流派——“老太太哲学”。

有鉴于此，我建议我们非常辛苦的环保部门，是不是把治理三废改为治理四废或者五废，把治理废话也纳入你们的研究课题，让老百姓的生存环境少一点儿废话的嘈杂，多一点儿绿色的关怀，让老百姓过上一点儿清净的日子。处处留心皆学问，也许你们会由此走在世界的前例，开创一个环保研究的新领域，让世界瞩目！

2005-11-17

    细看中国的当代史，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错过了几次极大的历史机会。时至今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让人极为遗憾的。中华民族几次历史性地错过了进入世界发展前例的机会，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整整落后了接近半个世纪。当然，历史发展是众多的因素综合所致，但总有一些主要的原因主导或左右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是许许多多偶然与必然交叉的结果。它当然涉及到许多具体的个人、利益集团、政党以及外来因素，他们当然无可辩驳地对历史负有极大的责任，甚至是罪责。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而陷入无边无际的历史责任“道德诉讼”，那是毫无益处的，甚至仍然是在重复错误，有陷入历史负螺旋的危险。

从整体看问题，历史地看问题，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的态度，也才是对历史和对未来的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认识一段真实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脚踏实地的实践一个真实的未来。任何历史性的偏差，都是整个民族的偏差，任何历史性的责任都是整个民族的责任，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整个民族当时的整体历史悟性和历史智慧。

基于以上的认识，当代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几次历史机遇，就毫不折扣地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挫折，或者直接说是失败。这样说可能有些太过，但也只有这样说才有可能让人醒悟，稍为清醒一点看看我们民族自己的这段历史，用比较端正的态度来对待这段历史。其实不用多说，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中的挫折和失败，大都不是别人的原因，而是自己，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作贱自己。一个民族的内部无论是谁，个人也好，政党也好，都应有一点民族的历史感、责任感，在一个伟大民族的名义之下，以一个民族道义承当者的气魄，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这需要一点勇气，需要一点智慧，更需要一份大度。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台海两岸风云莫测，险象环生的今天，我们的确更需要如此。我们不能不一再呼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能再重复历史的错误，不能再默默忍受屈辱和重走弯路。当今，历史的机遇又像谜一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当代中国人的智慧够用吗？

                          一、

愚以为，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当代的中华民族错过了最好的两次机遇，也就是说，经历了两次最另人痛心的挫折。

第一次挫折，当属抗战胜利后国共合谈的失败。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历史少有的机遇。如果国共合谈成功并能高瞻远瞩高邻建屋地共同建立一个以民族利益为最高最大利益的民主国家，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弯路也可能会小得多，成本就可能会小得多，中国人民的苦难就可能会少得多。遗憾的是，国共合谈破裂并导致内战，造成了国家巨大的物质财富损失和民众的巨大牺牲和创伤。尽管大革命的热潮冲谈和淹没了这一民族历史性的巨大痛苦的呻吟，但无论如何，在今天看来，历史无可否认地从此走进了一个迂回的发展阶段的。也就是说，从历史的和民族整体的利益高度来看，内战的谁胜谁负相对来说已经不很重要，而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痛苦本身已经历史性地不可逆。

之所以说其结果不很重要，是指至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尽管在执政理念执政基础及执政宗旨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执政的权力架构上是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的。它受制于整个民族传统的文化力量，也受制于当时整个国民的文明智慧程度，这也是造成挫折的直接原因。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好选择，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在没有外力因素的情况下，战争是流血的选举，投票选举是不流血的战争。同理，战争是流血的民主，大选是不流血的民主，都是民意使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也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次挫折，当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和计划经济的失败。按照经典的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是至今为此最人道最美好的社会。但遗憾的是，它的一切是建立在没有竞争、没有对立、没有敌意力量存在和威胁的假设之上。这一假设或者说这一追求就是它的致命缺陷。在现实的世界，宏观上，一方面国家以政府权力的方式对领有地域资源的“大私有化”绝对占有，另一方面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趋势。这种交叉意味着国与国之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无限制竞争（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已经空前地发展为一种无限的竞争，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最好的说明——把国家最极致的资源、最极致的科学技术都作无限制的投入，目的只有一个，求胜。）微观上，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经过人类历史漫长的发展积累，特别是在当代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已趋完善和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已能比较有效地暂时消解私有制本身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就更凸显了共产主义理想或者说在现实条件下这一追求目标的不切实际不务实，以及在实践这一目标过程中所必然遇到的巨大障碍。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大胆调整。一方面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魄力和务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在世界大潮流下的无奈。它实质上意味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巨大挫折。（至于计划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另当别论）改革是一场化被动为主动的难度极大的社会实践，他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空前的。它是挫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否定前面所说的“最好的选择”？答案也应该是否定的。首先，导致其挫折不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其纯粹的单一因素所造成的；第二，它所面临的挫折主要是纯经济技术上的而不是人文精神上的挫折；第三，其挫折具有“原罪”的因素；第四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所能做到的最好的而不是他们的理想中所希望的。

改革开放，加入世贸，中国人破开自己认为安全的围篱，从迷梦的旷野走进充满诱惑和危险的森林，一个充满挑战的广阔视野前所未有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政治多元化和经济一体化这两股巨大的潮流汹涌而矛盾地碰撞在一起，传递出的信息变数，已经超出了现有的人类经验所能掌控的范围。在这机遇、挑战和风险并存的激流中，中国人将会面临第三次挫折吗？我们的机遇的拐点在哪里，如何把握这个拐点，这无疑是摆在当今全体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个严峻的考题。

我们中国人还能经得起第三次挫折吗？

我们中国人还能经得起第三次挫折吗？这是一个最难回答也是一个最好回答的问题！

（待续）